西方文论关键词|何书卿：超文本

超文本

内容提要：西奥多·纳尔逊于1963年创造“超文本”一词，意指由节点、链接构成的，呈块状茎结构分布的信息资源集合，该集合一般具有交错性、多重线性、互文性等特征。随着全球性超文本“万维网”的发布，超文本成为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内涵也从最初的信息资源系统雏形概念，发展成为人类书写本质的现实载体。超文本可分为探索型文本和建构型文本，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作者的权威，使读者在作者掌控的范围内搭建自身的阅读路径。后者则视阅读行为本身为文本建构的一部分，以“读写者”来取代传统二元对立语境下的作者与读者之分。超文本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以超文本链接的技术概念为基础，人类理解和表征世界的形式从线性的、结构化的、层次化的媒介转向断裂的、分散的、多变的媒介。

关键词：超文本 块状茎 多重线性 表征

“超文本”（Hypertext）最初的概念雏形来源于布什（Vannevar Bush）所提出的记忆延展（memex / memory extender）构想，意在模仿人类思维方式建构一种记忆补充装置。而后纳尔逊（Theodor Nelson）于1965年首次使用超文本一词，意指由节点（node）、链接（link）构成的，呈块状茎（rhizome）结构分布的信息资源集合。超文本因其组织结构，一般具有交错性、多重线性、互文性的特征。随着全球性超文本“万维网”（WWW）的发布，超文本成为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文本理念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超文本得以现实化。超文本可分为探索型文本（exploratory text）和建构型文本（constructive text）：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作者的权威，使读者在作者掌控的范围内搭建自身的阅读路径；后者则视阅读行为本身为文本建构的一部分，以“读写者”（wreader）来取代传统二元对立语境下的作者与读者之分。因此，建构型超文本具有反“实体化”的内在偏见和反权威的性质。在文本、信息和控制中，将权力从作者移向读者，本质上是将反权威与等级的意识扩展到信息媒介、文本和社会中。超文本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以超文本链接的技术概念为基础，人类理解和表征世界的形式从线性的、结构化的、层次化的媒介转向断裂的、分散的、多变的媒介。

超文本一词由 hyper 和 text 组成；hype-作为前缀，由希腊文？περ-发展而来，有经由、超越等含义；text 一词源自拉丁文 texere，意为编织、纺织（to weave）。因此从词源上看，超文本意指超越普通文本的一般状态。关于超文本的概念雏形最早可追溯到1945年7月，布什在二战结束前夕撰写了《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刊登在《亚特兰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在文中，布什首次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 memex 的构想：“想象一下，未来有一种个人可以使用的装置，这是一种机械化的个人图书馆……以 memex 来命名它比较好。memex 这种装置能够保管个人的书、笔记、交流记录等，兼具速度与关联性，可以称之为与人类记忆密切相关的、具有拓展性的记忆补足物”（101-08）。布什认为，当时流行的、以首字母顺序进行文献排列和管理的方式并不利于资料的检索与利用。对于资料的管理，应该在人类思维和记忆方式基础上，对其最大限度地加以模仿。在布什提出以上构想二十年后，他的追随者纳尔逊于1965年首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了“超文本”一词，他在《复杂的文件结构，变化与不确定》（“A File Structure for the Complex，the Changing and the Indeterminate”）一文中，将“通过纸面无法轻易表达的、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连接的文本或图像的集合”命名为超文本（96）。在纳尔逊构想的集合中，每一个文本都与其他的文本相连，并通过链接实现跳转。在超文本环境中，使用者可以选择自己所希望的链接路径。文本使用者不再只能被动接受按序排列文本的状态，而是可以自行选择与自己思路一致的文本链接路径。

随后，纳尔逊进一步提出了文献宇宙（docuverse / documentuniverse）的构想，他指出，“文献宇宙是一种环境，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其中的资料、服务器、链接，这种使用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畴……这种环境向所有人开放它的空间使用权”（Computer 31）。为了实现文献宇宙的概念，纳尔逊借用了柯尔律治在《忽必烈汗》（“Kublai Khan”）一诗中描绘的华美殿堂“上都”（Xanadu）一词，设计了“思维宫殿”（“Thinking Palace”）计划，希望能囊括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包括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并使任何人都能够随时使用这个系统，获取通过链接相连的资源。思维宫殿计划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超文本进行系统性描述和建构的尝试。作为计划的一部分，1967 年纳尔逊和丹姆（Andries van Dam）于布朗大学成功开发了第一个可运行的超文本编辑系统 HES（The Hypertext Editing System）；一年后，丹姆又成功开发了 HES 的进阶版文档检索和编辑系统 FRESS（File Retrieval and Editing System）。HES 和 FRESS 系统均已具备文本间的链接结构，并可实现在不同文本间跳转的功能，不过还是局限于文字范围。

1968 年，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成功演示了开发时间长达六年的 NLS 联机系统的运行效果；在这个系统中，研究员们把所有的论文、报告和笔记等都储存在一个名为“日志”的设备中，使得所有人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交叉引用其他的内容。“日志”一直发展到超十万余篇的内容，直到 1975 年项目因经费问题暂停而中止。1978 年，立普曼（Andrew Lippman）等人开发了第一个蕴含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项目“阿斯彭市电影地图”（“Aspen Movie Map”），与传统的照片集不同，这个系统包含的阿斯彭市所有街道照片的链接集合中，每一张照片都与其他照片相连，用户可以通过操纵杆来选择自己的路径。1983年，施耐德曼（Ben Shneiderman）在马里兰大学共同开发了“超级结”（“HyperTIES”）项目，而后被用来建构博物馆的信息系统。“媒介”（“Intermedia”）是布朗大学 1985 年开发的超文本系统，它主要被用作建立教学研究系统。不同的用户（学生、教师）可以在不同的端口同时访问资源，并建立自己的链接和批注；且可以保留自己专属的版本。

20 世纪最著名的超文本产品之一要数 1987 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开发的“超级卡”（“HyperCard”）项目。超级卡类似于卡片式的资料管理系统，人们可以浏览、添加、修改卡片的内容，不同的卡片通过链接相连，也可以将其聚成一个堆栈（stack）。而超级卡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超文本的基本概念得到了普及，并且在应用开发、尤其在教育系统的开发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9 年，时任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科学家的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提出了一个新的超文本构想，以响应中心和其他学术机构的物理学家们提出的一个简单、即时的信息共享要求，他将此项目称为“万维网”（“World WideWeb”）。1991 年 8 月，万维网公共服务首次亮相，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超文本的诞生。伯纳斯-李在介绍万维网和超文本的关系时指出，“超文本是一种链接和访问各种信息的方式，它是一个节点网络，用户可以在其中随意浏览……一个可以访问全世界所有的超文本的程序，我们称之为浏览器”（Berners-Lee and Cailliau 69）。

从以上超文本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超文本本质上就是一个数据管理系统，它利用链接组合将信息与人相连。在复杂层面上，超文本是一种软件环境，可用于协作工作，通信和知识获取。超文本可快速直观地访问链接，存储与检索信息，这也是对人类大脑功能的一种模仿。

综上所述，超文本概念诞生于 1945 年，最初的雏形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过了十年的孕育，终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现实世界，在 1985 年后迅速发展，并在 1989 年随着万维网概念的出现发展到一个顶峰。

超文本作为一个信息集合和管理系统，可以被视为计算机文本的一个子集，但它的“文本”属性也值得做深入的研究，以兰道（George Landow）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就试图从“文本性”与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角度对超文本进行探究。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人们必须放弃建立在中心、边缘、层次和线性思想基础上的概念系统，并用多线性、节点、链接和网络等取而代之。这种范式的转变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标志着人类思想的革命性转变。超文本书写直接反衬出传统印刷文本所预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这对文学、教育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尔逊（Jakob Neilson）首先从文本的创作与使用角度指出了超文本与传统印刷文本的不同之处，他在《超文本导航的艺术》（“The Art of Navigating through Hypertext”）一文中指出，“超文本就是非线性书写，即图示，这种图示由节点构成，节点本身内含了文本或信息……真正的超文本应该能让使用者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地获取信息。这种感觉很难准确描述，但可以理解为使用导航时，有更短的响应时间、更弱的认知经验要求”（298）。尼尔逊认为，比起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关注的链接等基础结构，更应该强调的是超文本的非线性书写和自由阅读的特征。而兰道则建议对超文本的“开放性”做更深入的探究，他认为超文本实现了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对于开放型文本的构想，使得人们可以以一种非线性、非时序的方式开发知识；而后结构主义者对于文本的阐释，尤其是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于文本的阐释，是超文本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

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将超文本视为对传统印刷文本的挑战，认为传统印刷文本只是通过情节发展推动线性书写，并以此单向性地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他指出超文本与巴特提出的“理想型文本”（ideal text）非常相似。巴特虽未曾直接使用超文本这个概念，但他曾主张用文本一词来代替原有的、结构主义意义上的“作品”一词的部分含义。在《文之悦》（The Pleasure of Text）中巴特提出，文本可以被称为纺织物（text 一词的词源为纺织物）；但是人们总是习惯于将纺织物视为一件已经完成的产品，而忽略了或多或少隐藏于其背后的意义；关于纺织物，应该强调的是一种生产性的思维，即文本不断地被解读、被生产、被加工，而主体则消失于纺织物（组织）中，正如蜘蛛消失在自己所织成的网中一样；因此，可以以“组织学”（hyphology）一词来命名这样的文本理论（hyphos 是织物、蜘蛛的网；64）。

巴特提倡的区别于“作品”概念的文本概念，与超文本的特征极为相似。正如蜘蛛通过自身分泌物织成蜘蛛网一样，织线也通过与之相连的织线交织，非连续性地生成、扩张，超文本正是以相同的方式获取自身的本质性的。在《S / Z》中，巴特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文本性，它非常符合超文本的特性，即由文字（或图像）组块形成的文本，由多个路径或链以开放的方式相连，链接、节点、网络和路径等术语描述着永不完结的文本性。巴特提出，在这个理想的文本中存在很多网络（reseaux），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超越其余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系，而不是一个意义结构；它没有起始点；它是可逆的；人们可以通过几个入口进入它，但没有一个可以被权威地宣布为主要入口；它的代码延伸至视觉可以达到的范围，它们是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系统可以代替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但它们的数量永远不会被锁定，因为它们基于语言的无限性而生。在这里，巴特想要推翻的是那个能指与所指相统一的“作品”，强调的是文本的无限扩张性与去权威性。这里的权威性包括属于某个文本的权威（中心文本）和作者权威，而无限扩张性与去权威性之所以能够成立，取决于文本区别于“作品”的两个基本特质：文本处于网络之中，所以文本的存在便是以链接也即其余文本的存在为前提；在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有其余文本的参与，且意义永远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永不完结。这描述的正是超文本的特征：超文本可以通过链接无限地扩张，节点可以随时被添加，而使用者可以任意选择节点进入，并通过链接实现节点间的跳跃，同时这样的跳跃本身又形成了新的路径。

为了阐述理想型文本实现的必要条件，巴特进一步将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引人读”（le lisible）的文本，另一类是“引人写”（le scriptible）的文本，理想型文本只能在第二类文本中实现。巴特以“作者之死”的论述来消解作者的主体性及其对文本的支配地位，认为文学作品的目标应该是将读者置于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之地。“引人读”的文本作为“古典型”文本，依旧将读者置于作者布控的文本中，而“引人写”的文本则彻底摆脱了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概念，是作为一个无限生成的行为过程而存在；对于巴特来说，理想型文本必须作为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而不是产品本身而存在。对此，兰道以“读写者”来命名超文本的使用者，并指出巴特提出的理想型文本与超文本在无限扩张性、去权威性方面有诸多联系。在超文本网络中，一个文本可以通过与其他文本相连接进而实现扩张，这样的扩张是无限的，同时也是无中心的；每一个文本都依附于其他文本，同时又被其他文本所依附；文本与文本间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先后顺序；使用者可以选定自己的路径，这样的选择本身便是在行使“读写者”的权力。

福柯从非延续性和扩张性的角度提出了文本的本质。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出，“一本书的界限从来都不是明晰的”，因为“它被卷入了对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的引用系统中：它是网络内的一个节点……一个由参考文献构成的网络”（23）。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福柯提出以考古学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文本书写，即从文本内部来重新构建叙述。传统的研究方法通常拘泥于文本背后的“事实”，而忽略了文本本身带来的意义。在书写中，福柯主张以“总体”来代替“整体”，因为“整体”暗含了线性、顺序、中心和边界的概念，而“总体历史展现的是扩散的空间”；“整体”状态并不符合实际文本的自然状态，它是经由人依据某种意识形态加工而成的文本状态，而超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无限扩张的文本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福柯提倡的“总体”概念在文本上的实现。

德里达则不断使用“网络”和“相连”（liaison）等术语，这些术语强调的是文本的非线性和去中心性。德里达认为对文本的内与外、主流与非主流、正典与非正典进行区分都是不恰当的。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德里达强调非线性书写对于意义生成的作用；在他看来，意义本身并非明晰或“自然”的，书写的本质即是非线性的；线性书写是建立在“过去的非线性式的书写……即使用各种符合进行多元性书写基础上的”（85）。他强调“中心是一个功能，而不是存在”（Writing 351-70）；他表述的“去中心化”的过程，在知识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后结构主义者对于文本的阐述，通过超文本成为现实；在超文本中，读者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立场，接受陈述或提出另一个反驳的论点，这个系统为具有主动性的读者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可以对作者未言及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得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

超文本是由节点和链接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呈块状茎结构分布的文本网络。节点是信息的集合，通常可以通过点击获取其内容。将分散的节点连接起来的是链接，链接的形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标准，呈多元化形态分布。通过链接可以将节点重新排列组合，其方式多种多样。这也意味着，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的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块状茎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探讨文本结构时提出的一个隐喻表达。块状茎是植物学用语，原意指某些植物的地下茎的末端生长壮大，形成一个块状体，称为块茎或块状茎。一般植物的生长往往从一个起点（中心）开始，以辐射的方式不断向更高更远处扩展；而块状茎则不同，它的扩展没有确定的方向，具有任意性（Deleuze andGuattari 11）。德勒兹与瓜塔里以块状茎结构来比喻新的书写形式和人们对于“书”的新的认知方式：传统的文本模式是“树形”模型，树形文本须从一个中心开始，通过二分法继续发展，这类模型具有分明的等级秩序，且最终的细枝末节都能有明晰的路线回归到最初的中心；块状茎是由无数链接和结点交织而成的网络形态，每一个链接都指向不同的方向，任何一点都可以、且必须连接到其他任何一点（11）；这些链接本身没有等级差，它不断蔓延，无始无终。这正是超文本的结构特征最好的表现。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利提出了块状茎特质具有相连性和异质性的特征（Principles of connection and heterogeneity）。既然块状茎的任何一点都可以、且必须连接到其他任何一点，那么当读者通过网络阅读时，他们就可以不断地转移中心。换言之，超文本提供了一个无限可接收的系统，其临时的关注焦点取决于读者，读者成了巴特意义上真正活跃的读者。超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由没有主轴串联的链接文本组成；换句话说，在文档的集合中不存在一个指定的中心。虽然缺少一个中心可能会给读者和作者带来问题，但这也意味着任何使用超文本的人都会以最大的自由度来选择瞬态中心（instantaneouscenter）。人们认为超文本是一个能够无限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系统，部分原因是超文本将任何具有多个链接的文档转换成了瞬态中心，读者可以随时定位，以当下的位置为中心，并决定文本下一步的走向。这种中心解体式的超文本使得媒介成为一种潜在的自由媒体，成为一种话语社会的典型；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任何其他话语、学科、意识形态施加支配或改造。因此，它与罗蒂（Richard Rorty）意义上的“启迪式哲学”（edifying philosophy）极为相似，其核心思想是“保持谈话（叙述）的进行，而不是寻求客观真理”（352-53）。换言之，不要试图找出集合中那原本就不存在的中心，人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扩展超文本的节点并生成新的链接。因此，超文本具有反对“实体化”的内在偏见和反对权威的性质。在文本、信息和控制中，将权力从作者移向读者，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模型，本质上是将反权威与等级的意识扩展到了信息媒介以及文本和社会中。

根据其结构，超文本具有交错性（transversality）、多重线性（multilinear）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特征。纳尔逊在《文字机器》（Literary Machines）中描述了超文本的特性：“对我而言，超文本意味着非线性的书写。是一种充分给予读者选择权的文本，是一种经过相互作用后最适于读者阅读的文本。一般而言，这样的文本通过链接相连，形成一个文本块，这个文本块可以提供不同的阅读路径给不同的读者”（2）。

交错性 新的载体会带来新的艺术形式，正如摄像机的出现带来了电影艺术一样，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超文本，也为书写带来了新的形式。这种书写形式多为实验性质，尚无法在既存的艺术分类下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超文本书写通过假想的时间、空间问题，在意义生产的不确定性中体现了“叙事性的自我空间性和非确定性”，以及“实验性”和“混杂性”（Suter and Böhler 14）。超文本书写之所以具备这样的特性，是因为它的组织结构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交错性。交错一词由跨越（trans）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组成，在文本语境下意为非常态的书写特征。萨特首次在哲学语境中使用了这个词，德勒兹和瓜塔里首次对其进行了哲学性解读，而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则在批判传统哲学方法论时对这个词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与应用。传统哲学强调理性与因果，如同直线一样明晰且具有指向性，而韦尔施则提出，这种“明晰的、单向性的分析特征是一种过去的思维方式”（32）；应将这种直线型的思维方式置入“织物般的思考形式”（36），从而获得具有“交错”“缠绕”“网络化”特征的交错性（41）。

多重线性 一般认为，超文本的代表性特点为“非线性”，但是这样的看法忽视了实际书写与阅读过程中的瞬态线性，因此，使用“多重线性”来代替“非线性”较为符合超文本的实际特质。印刷文本的代表性特点之一就是线性书写，指的是文学作品从头至尾皆为有序的单向性，且对于读者提出了按序阅读的要求。与此相对，多重线性意味着摆脱阅读顺序，使自由阅读成为可能。需要强调的是，多重线性并不是超文本的独显性特征，在传统印刷文本中也存在多重线性书写的范例，如百科全书等，即无须从头开始按顺序阅读的文本即为多重线性文本；但是随着超文本的诞生，多重线性书写成了文本的一个本质性特征。超文本的文本布局特点使它摆脱了按序阅读概念，因为它本身是开放式的，提供了多种阅读路径用以连接各个节点背后的内容，读者可以自行选择链接，跳转到不同的节点。同时，读者自行选择的每条路径，以及作者在单个节点内进行的创作和读者在单个节点内进行的阅读又都是线性的，因此，与传统印刷文本相比，超文本既具有整体结构上的非线性特点，又具有阅读和书写时瞬态的线性特点，这样的文本特征可称之为多重线性。

互文性 超文本是一种基本的互文系统，具有加强互文性的能力。互文性是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依据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推导出的文本理论，她将其定义为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对话性：“文本其实是大量文本的集合，人们可以从中阅读出其他的文本”（36），即作者的阅读经验会对其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作者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前往往累积了极为丰富的阅读经验，因此在创作时会无意识地遗留下此前阅读经验的残影；而作者阅读的无数文本因此与创作的文本产生联系，互相交错，也就是说一部作品中蕴含了作者与其他作者、与其他作品、乃至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与意义网。从广义上看，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是互文性。克里斯蒂娃提出，人们首先需要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即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这三个因素彼此之间有对话关系，因此词语的地位可以在水平轴和垂直轴的层面得到界定：水平轴指文本中的词语在写作主体和读者这一层面；垂直轴指文本与外部文本的关系。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会联想作用与文本产生经验联系，其解读也属于文本的一部分，于是读者就这样融入了文本语言中。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在此处为“文本间性 /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所取代，在文本的多声部中，文学语言至少能被双重阅读，即作为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投射。由上述分析可知，超文本具有先天的互文性的结构特质。

从文学与艺术的角度看，超文本是一个总称，涵盖了以超文本为基础的所有文艺类型。超文本在现有的印刷文本基础上引入了超越时间、空间和创作主体的可能性。依据超文本的自由度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探索性超文本和建构性超文本。对于探索型超文本，用户只能在作者限定的范围内与文本交互，无法修改与扩充文本集合，因此又可称其为以作者为中心的“封闭式超文本”（closed-end hypertext）。对于建构性超文本，读者能够阅读、添加和编辑文章的内容，并介绍一种通过导航阅读的新方法；建构性超文本是开放式的，且内容不断变化，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链接扩展生成，因此它是不可引用的；依据其自由变化的特点，又可以称其为“开放式超文本”（open-end hypertext）或互动书写（interactivewriting）。

20 世纪 90 年代初，女性和女权主义艺术家利用探索性超文本创作了数十件作品，德门特（Linda Dement）于 1995 年创作的《网络肉体女孩怪兽》（Cyberflesh Girlmonster）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以 CD 为载体，其中储存了经过分解的女性身体部位的图像，将它们重新组合便创造出了新的畸形而美丽的图像；同时使用者也可以自行组合这些身体部位，形成新的图像。以作者为中心的“封闭式超文本”的含义，是指作者通过数字端创作完成作品后，以一个完整的形态进入流通领域。例如博尔特与小说家乔伊斯（Michael Joyce）于 1984 年着手开发了写作软件“故事空间”（“Storyspace”），乔伊斯于 1987 年使用此软件创作并发表了超文本小说《下午：一则故事》（Afternoon, A Story），该小说被视为第一部超文本小说（Coover 1）。小说由 539 个纯文本组成，这些文本通过 951 个链接相连，读者可以自行选择不同的阅读路径，通过这样的选择行为形成读者自身专属的、与众不同的故事。这类超文本小说的代表作还有云大卫（David M. Yum）创作的《地铁故事》（Subway Story）：作者在卷首便向读者展示了一张地铁路线图，由读者亲自选择某一站点（背后的故事）作为自身故事的起点，并通过“换乘”“下车”等路径转换模式变换故事的进程。库珀（Douglas Cooper）的《谵妄》（Delirium）则是第一部在互联网上连载的封闭式超文本小说，它允许读者在四条平行的故事线之间穿梭并串联不同的文本，形成个体独特的故事链。进入 21 世纪，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探索型超文本的文学实践拓展到了影视领域。2018 年12 月 28 日，“网飞”（Netflix）发布了《黑镜：潘达斯奈基》（Bandersnatch）电视互动特别版，在总共长达 5 小时的剧集中，网飞在叙事过程中提供了多达 8 个分支、13 条故事路径以供观众们通过手中的遥控器自行选择。这是交互式叙事模式在影视剧领域的首次尝试。

建构型超文本最初以图像集的形式出现。1996 年 6 月 21 日，雷比得（Bobby Rabyd）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互动书写小说《阳光 69》（Sunshine '69），该小说有非线性的场景日历安排、链接式的情节导航设计和一个角色——一只手提箱，读者可以添加自己的故事进入场景，以改变日历背后的故事。福雷德斯（Alvar Freudes）和艾比恩塞得（Dragan Espenschied）策划的“联想—爆破”（“Assoziations-Blaster”）项目是开放式超文本的代表，其产生基础在于所有书写的出发点都源自人类的联想能力，即人类的思维在外界的刺激下产生联想，进而形成新的思考路径，该项目模仿的便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本依据偶然出现的相同的单词而互相连接；不同的作者相互联系，成为文本集合的共同作者；使用者若根据自己的思维输入关键词，则与此词相关的所有文本都会出现，其创作的文本会自动被纳入庞大的文本集合中，并通过不同的关键词与其他文本产生联系。该项目所要表达的实质，是思维的跳跃性与永恒性。

对于种种超文本项目的问世，超文本的批评者们声称：通过创建几个不同的阅读轨道来抑制旧的、线性的读者体验，反过来又导致了文本后现代主义式的碎片化。在某些情况下，超文本可能不利于让人沉浸在故事的发展中，也容易出现链接片段，导致不连贯或难以理解的叙述。尤其是，超文本剥夺了传统文本赋予作者的权威，但这种权威是否如同超文本研究者所言，转移到了读者身上呢？未必如此。首先，读者在阅读此类封闭式超文本时，无法超越作者设定的有限数量的文本；其次，这种看似消解作者权威的书写方式，反而侵害了读者在阅读时的自由，作品意义生成的责任从作者身上转嫁到了读者身上，使得读者既无法对作品进行批判性阅读，也无法进行想象性阅读。然而，超文本确实实现了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对同一主题提出几种不同观点的能力的价值，这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关注媒体对社会和心理影响的“媒介理论家”的观点不谋而合。新媒介能够在公共文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当人们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模式、对世界的理解模式以及在新技术条件下与世界或彼此互动的模式时，新媒介就能够有效地创建一个范式转换。因此，超文本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以超文本链接的技术概念为基础，人们表征和理解世界的形式将从线性的、结构化的、层次化的媒介转向断裂的、分散的、多变的媒介。

超文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经历了短暂而剧烈的技术变革时期，后结构主义者们提出的理想性文本、理想性书写，如今依靠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以超文本的形式得以实现。作为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超文本打破了传统文本的创作局限、主体概念和线性结构，用无限的扩张性、去权威性和多重线性来延展这个巨大的文本网络。每个读写者都处于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每个读写行为都代表着这张巨网的进一步扩展，读写者本身的主体性则在扩张行为中被消解。由此可以认为，超文本的优势与缺憾、未来与发展，还是一个有待观察和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省略，原文请见《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

何书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文化传播系教师，长期关注隐喻问题研究、文学与哲学的边界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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